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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銮《传砚图》的文史价值
 胡玮

    摘要: 自清乾隆年至清亡的百余年间,正是封建专制统治由极盛转衰直至覆亡的时期,清陈銮《传砚图》书法册页中的砚拓与诗文居然见证了这一时期,诸多诗文中既体现封建时代君臣父子之盛德,又蕴涵变革时代的离合之情,不难寻绎沧桑之感,是一部具有极高文化内涵和书法艺术价值的藏品,是研究和学习清代中晚期名人书法的实物典范,为国家珍贵文物。
    关键词:  传砚图;陈銮;文史价值

    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相较而言,传之最为久远的则为砚,皆因石质坚而不毁。名砚之质如玉之温润;名砚之形乃工艺之讲求。镌刻文字于其间,则可考证其年代、使用之主人,故名砚实乃文化之载体。
    庐山博物馆藏《传砚图》共前、后两册,均为纸本,呈长方形,纵29.5厘米、横39.5厘米、高12厘米,总共74页,全部用毛笔以墨书写,字约0.5-2厘米大小不等。前册为清陈銮于道光七年(1827)以其祖父陈正勋、父陈受培和自己所用之三方砚“摘星”、“冻云”、“磨铁”拓片7张为图,结集为《传砚图》开篇之本,之后有陶澍、林则徐、黄钺、梁章钜、程恩泽、左辅等27位名人为《传砚图》题记、题咏、题跋,共39页,7175字,印章51方。后册由陈銮之子陈庆滋以其父传之砚“服田”拓片4张为《传砚图》续本之开篇,此后又有杨守敬、冯文蔚、徐用仪、柯劭忞、张骥、张百熙、刘心源、王闿运等22位名人先后题记、题咏、题跋,共35页,6865字,印章39方。诸多不同时代的名宦、硕儒为之撰文赠诗或题款,且妙笔生花,赞美称奇,实属罕见。
    自乾隆年间至清亡的百余年,正是封建帝制社会由盛转衰直至消亡的时期,陈家四代的砚拓与诗文恰好经历了这一时期,由始于太平盛世时的收藏,到乱世时的散失,失而复得,牵涉到洪杨之役、庚子拳乱、八国联军侵华,乃至辛亥革
    命最后清朝覆亡。诸诗文中既体现封建时代君臣父子之盛德,又蕴涵变革时代的
    离合之情,正如民国初年张骥为《传砚图》题诗小序中说到题诗之意乃在于:“上以颂盛德,报雅命,而下以志时世之变、离合之感云尔。”不难寻绎沧桑之感。《传砚图》是一部具有极高文化内涵和书法艺术价值的藏品,是研究和学习清代中晚期名人书法的实物典藏,为国家珍贵文物。本文将就其历史文化价值进行探讨研究。
    一、陈銮其人
    据陈庆滋撰《先君陈銮生平》记述:“先君讳銮,字芝楣,生平正直,言动悉以圣贤为法。”陈銮,字仲和,亦字玉生,原籍湖北省蕲春县株林河姚湾村,江州(今九江)“义门陈”后裔,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生于原湖北省武昌府江夏县(即武汉江夏区)。陈銮聪慧过人,饱读经书,学识渊博,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中嘉庆戊辰恩科本省乡试第五名举人”,翌年,“庚辰会试以一甲第第三名(即探花)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陈銮一生仕途顺达,为官勤廉兼备。历任江苏松江知府、苏州知府、苏松太兵备道、江安粮道、苏松粮道、广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署)、江西布政使、江苏布政使、江苏按察使(署)、江苏巡抚(护理) 、江西巡抚、江苏巡抚、兵部侍郎(坐衔)、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坐衔)、两江总督(署)、江南河道总督(兼署)等职。
    清道光年间,两江地区辖江南(江苏、安徽)、江西两行省,为清王朝财赋重地、亦是人文荟萃之地,备受清政府历朝的重视。两江总督作为当时清朝九位最大封疆大吏之一,总管江苏、江西、安徽一带的军政事务。清朝名宦陶澍、林则徐、李鸿章、 曾国藩、 左宗棠、张之洞等都曾任过两江总督。1839年,陶澍薨于任上,随后时任江苏巡抚陈銮被道光帝委任署理两江总督兼署江南河道总督,虽然陈銮与同时代的林则徐等都任过两江总督,然彼此际遇不同,林则徐因虎门硝烟而盛名在外、童叟皆知,其实陈銮先于林则徐力主立法禁烟,道光十八年五月,上疏道:“制治之法,节流必先清源;用刑之道,由轻而后及重。查鸦片烟土来自外洋,凡沿海奸民运银出口易(烟)土图利者,坐谋叛已行律。内地烟贩及开设烟馆者,坐毒药伤人律。愚民吸食者,于限一年,违者依律沦死。如是衡情定法,分别得差,庶几人心就正,民俗还淳,漏卮塞而国本培矣。”[2]其禁烟主张为林则徐禁烟打下了基础,陈氏逝于鸦片战争前夕,于总督任上只有短暂几月,未能做出林则徐那样的事功,因此今人知之甚少,关注亦寥寥。
    陈銮在任职期间颇有建树,造福地方百姓。任松江知府期间,适逢南运河淤塞,粮饷不能入京,他“创行海运,銮驻上海,多所赞助。”制定海运章程,招募大船出吴凇口至天津,联接京、津、沪三大埠。任江宁府期间发生水灾,“值下河诸县水灾,流民劫掠,预设防禁。设赈厂郊外,议宜散不宜聚,分各县留养,大县二千人,小县千人,赈毕资遣,竟事无譁。”[2]竭力赈恤灾民,清淤疏通吴淞江工程。任江西巡抚期间丰城县雷公脑等处溃堤,奏请在小港口建石闸,按时开启关闭,在东岸建石坝以防御水势冲击。调任江苏期间时逢旱灾、蝗害,庄稼歉收,他上奏请求缓征税、建义仓等,朝廷依奏颁旨推行。奉旨署理两江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江南再发灾情,冒着酷暑炎热,亲自督察巡阅,上奏秋季木棉歉收,请分别缓征以纾民力,道光帝诏如所请。陈銮办事实心,不辞劳瘁,1839年因冒暑巡河积劳成疾而薨于总督府衙,逝时年仅54岁,朝廷赏加太子少保衔,饬部照总督例。
    陈銮一生持身俭素,笃义好施。他在原籍“蕲州建陈氏家庙,买田四百余亩为祀祖赡族之用”赡养陈氏族中的困难户,“于江夏仿宋范文正公法置义田”作为助学和赡养贫苦无靠者至用。当自然灾害降临时,他捐俸助赈,“道光辛卯(1831年)湖北大水公捐金数千振恤”。亦扶弱济贫,“于族婣乡里守节妇月送米薪,有子者助资以教育之。”[3]“楚中建义塾,置祭田,提携亲戚,周济乡邻。镌三楚法帖,刋先正格言,种种义举,不可枚数。”[4]当官不忘治学,陈銮笃志诗书,广结名人雅士,善书法,能诗文,其著作有《汝宁府志》八卷、《江南水利全书》八十卷、《耕心书屋诗文集》、《先正格言》十卷、《楚名臣言行录》等,还撰写过《盐法志》,惜未完成。陈銮还精通书法,临摹有三楚名贤墨迹摹勘上石的《楚帖》十卷,结集《传砚图》书法册页。三楚名贤墨迹抚楚贴十卷
    我们今天研究陈銮其人显得十分必要。尤其是其《传砚图》作为时代留传的重要历史资料,为研究和学习清代中晚期名人诗文、书法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后人敬仰、铭记。
    二、陈氏四代传砚及其人物关系
    陈家四代传砚,包括陈正勋之“摘星”砚、陈受培之“冻云”砚、陈銮之“磨铁”砚、陈庆滋之“服田”砚。陈正勋之“摘星”砚,镌铭文:“摘星  雍正癸丑上巳,书竹氏。守之,即之温。历三世,泽犹存。入手泣下不能言。孙銮敬铭”。 “摘星”二字为篆书,铭文楷书。陈正勋,字书竹,号晋斋,湖北蕲州人,陈銮祖父。乾隆六十一年(1796)中举人,嘉庆二年(1797)进士,历任山西临晋、临汾县知县,张兰镇同知,四川重庆府同知,潼川府知府,管理西藏粮务。卒后,相传为成都府城隍有二件轶事:一是死后复苏,急命家人取棉衣,说随陈知府到成都府任职,说完即去世了。又一是其因须髯特别美,川中有“陈青天”之美称,逝世之日,亦城隍神像开光之日,其长相酷似,当朝君臣特往瞻谒。陈正勋所用“摘星”砚,呈长方形,落落如石,昭昭若星,砚石颗粒如星,边饰祥云纹,铭文追思了先祖高洁的品德。
    陈受培之“冻云”砚,镌铭文:“冻云,董庵,先子宝之,垂五十载。冻结云封,精神长在。男銮敬铭”。“冻云”二字为楷书,铭文隶书,印鉴篆书。陈受培,字植亭,号董庵。陈正勋之子,陈銮之父。由优贡生就广文总办,川楚大营军需,历任芜湖贵池县丞,宣城县知县。著有《瓣香斋诗集》。其所用“冻云”砚,呈椭圆形,砚中纹如冻结云封之状,冻云一片,飞落江滨,铭文寄托了对先父的敬慕之情,表孝子之亲。
    陈銮之“磨铁”砚,镌铭文:“磨铁  既敬铭“摘星”、“冻云”两石。忽忆六载词垣校书,旧砚明处成葫芦式,几穿石背,砚之劳甚矣。论功课最不可无铭: 墨磨人,砚磨墨。形欲穿,心似铁。校天禄,感太乙。厥功伟,封万石。昔何劳,今何逸。吁嗟砚兮,乞可小息。 道光丁亥九月朔 芝楣识 陈銮”。“磨铁”二字为隶书,铭文楷书,印鉴篆书。陈銮,字仲和,号芝楣,祖籍湖北蕲州,寄籍江夏。陈正勋曾在翰林院天禄阁任编修六年,校勘图书。为官多年,最后官至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陈銮所用“磨铁”砚,呈葫芦形,弯曲处痕印欲穿,他自铭以磨铁,述数载校书与砚相共,晨夕自警,任重道远,甘为其难,不可无宏毅,实乃炼石成铁,卓哉称雄。他去世后其《传砚图》册页由其子陈庆滋保存。
    陈庆滋之“服田”砚,镌铭文:“服田 笔为锄耒,世德作求。礼畊义种,如岁有秋。先大夫以此砚授庆滋,深惧不克负荷,珍护数十年,幸无失坠,谨铭十六字,冀后嗣世服先畴传诸永。光绪乙未秋七月 庆滋并识”。“服田”二字为隶书,铭文楷书。陈庆滋,字子宣,号鹤云,陈銮之子。历任正定知县,直隶候补知府,贵州按察使,署理江西布政使,江西按察使等职。在江西任职期间,光绪三十年上奏准将已革原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开复原衔、已革吏部主事陈三立开复原官,他酷爱文史、书法,继承了父亲的遗愿。陈庆滋所用“服田”砚,呈方形,其父陈銮所授,自系以铭,意为以笔为耕,以砚为田,培养礼义,将先人遗业以此传承,欲使后世子孙不忘服畴食德之义。他将自用“服田”砚拓编入《传砚图》册页,发扬光大,继其父志完成了后册结集。
    “摘星”、“冻云”、“磨铁”、“服田”四砚均为“端砚”。在中国所产的四大名砚中,尤以广东端砚最为称著,居中国四大名砚之首。端砚石简称端石,用端砚制作的砚台因石质坚实、润滑、细腻,研墨不滞,发墨快,墨汁细滑,书写不坏笔,字迹生辉,虫蚁不驻,经久不退色而闻名于世。[5]又具有呵气可研墨、夜吐虹霓,发墨不损毫、冬天不结冰的特色。被文人墨客荐为众砚之首。端砚历史悠久,始于初唐,据清代砚学家计楠《石隐砚谈》载‘东坡云: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唐高祖年号)之世。[6] 端砚坑口众多,唐初端州(今广东肇庆)东郊端溪羚羊峡一带,就出现了以采砚石、生产端砚为生的劳动者。老坑位于端溪以东,邻近溪水江处,不少人孜孜以求,却难有佳遇,因而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并得到达官显贵和帝王将相的赏识,蜚声中外。
    陈家四砚皆取材于端溪羚羊峡、紫云谷口之老坑,石质优良,各具形态,汲天地之精华、山川之灵秀,为砚中上品,宝藏之砚,“羚羊峡石清且坚,并入君家作砚田。”名人名砚,弥足珍贵。
    三、名宦雅士为四代传砚的题诗作记
    陈氏四代,与诸多名宦、硕儒以道义相交甚密。自清道光七年至民国初年,先后有当时的浙江巡抚李奕畴、乾隆贡生龚传圭、书法家包世臣、两江总督梁章钜、台湾总兵明保、儒林之首程恩泽、贵州巡抚贺长龄、湖南巡抚左辅、桐城知县吕荣、清人史丙肩、两江总督陶澍、徐州知府王泽、书法家蔡之定、户部尚书黄钺、清进士易长桢、贵州布政使额腾伊、清代诗人顾翃、两广总督林则徐、浙江布政使宋其沅、工部尚书何淩汉、江州校官徐心田、福建按察使王庆长、清人夏绍寅、清人刘文澜、书画家林灏深、山西巡抚胡聘之、古籍版本专家杨守敬、内阁学士冯文蔚、兵部尚书徐用仪、画家牛棠、清史馆馆长兼总纂柯劭忞、慈善家范德孚、广西巡抚柯逢时、浙江巡抚张骥、东阁大学士阎敬铭、学部左侍郎李家驹、诗人黄嗣东、吏部右侍郎张仁黼、金石学家吴士鉴、内阁学士李昭炜、书法家刘心源、户部尚书张百熙、文学家王闿运等四十三位达官、同僚、名士、书家先后在《传砚图》书法册页上题记题诗四十七件作品,还有陈銮及其子陈庆滋、孙陈兆庆、外甥易学翥、陈庆滋之女婿周云的砚铭四篇、撰记八篇。这些作品记述了流传经历,有利了解陈氏家世、仕履、交游,也见其深情厚谊。众多饱学之士在四代传砚这一题材上驰骋才思,摛藻挥毫,气韵贯通,运典恰切,翰墨淋漓,蔚为大观,延续上百年的收藏,与数代文人的题诗作记,俨然成为陈氏数世立德、立功、立言的咏赞与砚文学之汇。
    《传砚图》中诗文题记多以赞颂陈家为主,其中不乏溢美之词。如道光年间贺长龄为《传砚图》题记:“摘星冻云又磨铁,三世精神此凝结,子子孙孙泽无竭。”直抒情怀,便于领会,易懂易记。林则徐题诗:“墨云舒卷护书巢,三世陶泓订石交。鹦鹉洲前淩健笔,江波蟠起研池蛟。万石君兼即墨侯,早将清白裕孙谋。綉衣此去端溪近,话到三生石点头。”给人一种音韵和谐、意味深长之感。陶澍题诗“以人传砚砚传人,三世科名有夙因。从此蕲春庄上水,便应长养凤池春。”都是咏赞陈家世代的诗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陷省城武昌,陈家被劫掠一空,《传砚图》书法册页随之丢失,由当时任户部尚书的阎敬铭相助找回。后在京邸又被盗,阎敬铭又再次相助,将其寻回。是时的诗文,便多了一些赞叹失而复得的内感慨。如光绪年间,冯文蔚为《传砚图》题诗“传家无长物,片石郁林装。几历兵戈劫,犹然韫椟藏”;又如宣统年间,胡聘之题诗“兵灾盗窃屡遗失,神物呵护竟获全。始信君家富积累,允宜圭组相蝉联”。阎敬铭、王闿运、周云等亦有题咏。
    《传砚图》还有一大境界是书法之精妙,名家书法荟萃,形式丰富多样,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行草兼具。杨守敬、包世臣、蔡之定、刘心源、王闿运本身俱是大书法家,林则徐虽以世功闻名,然其书法亦卓绝不凡,林翁的题诗行草兼施,儒雅而有劲气,风神飞动。陶澍、左辅、阎敬铭、胡聘之等既是名宦,亦是书法大家,左辅题诗时年已81岁,书法技艺堪称顶峰。加之,陈銮、陈庆滋父子文学造诣极高,篆书、隶书、楷书,兼擅其美,是一部极具书法价值的艺术精品。
    清末民初年间,印章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传砚图》中名人印章与其作品的配合达到更加完美的和谐统一。印文内容镌刻以名号居多,部分镌刻官职、闲文,均为篆刻印章,其章法、书法、刀法都技能高超。印文色泽虽饱经岁月,历尽沧桑,但却依然浑厚沉着、自然生动,给人以高品位的享受。
    四、《传砚图》书法册页留传经历及价值
    清代陈家不谋求田产宅第,而是视砚为传家之宝物。四代呵护,两次失而复得,成为陈氏五代一百余年、延绵不断的凄美传奇。
    民国时期陈庆滋嘱其女婿周云代书《传砚图记》,详尽记述了《传砚图》清代留传经历“上有三代肖像,当时陶树、林文忠诸公题咏诗篇收集于册,乃传世之宝。图两度失去,皆得归来,无毫发损伤。”
    清朝覆亡后,陈庆滋隐居武昌城。为了保护好这一珍贵文汇,他于“每年六月初六抖晾祭祝一次,以免蠹损。”民国五年(1916),八十多岁的陈庆滋,自知来日无多,便立下遗嘱,将这一传家宝交给他的孙子陈炘保管:“予年已八十,合将是图传与予孙名继曾,亦名炘者,永保守之,俾世泽之勿替也。”[7]但时移世易,这件宝物后来还是被国民政府鄂东行署主任李石樵收藏。李石樵能诗擅画,他于庐山牯岭河南路615号置有别墅,每年暑期必至庐山逍暑,《传砚图》书法册页随之携至庐山。1946年辞职寓居武汉,1952年病逝于浠水县。但《传砚图》书法册页却遗留于庐山别墅内。
    新中国成立后,庐山管理局根据上级指示,对官僚、军阀在庐山的房产收归国家所有。1953年庐山管理局设园林文物管理科,对全山文物收存保管。1955年7月4日,《传砚图》书法册页被誊录“江西省庐山管理局文物账”。1956年6月成立庐山文物陈列室,庐山全部文物和账本由其收藏和管理。1972年庐山文物陈列室更名为庐山博物馆,嗣后一直珍藏于庐山博物馆。却也与江西有缘,与庐山有约,因为陈銮、陈庆滋父子都在江西担任过重要职务。
    庐山博物馆藏《传砚图》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历经百年的韩陵片石、吉光片羽,留传至今,作为文物工作者,做好保护、研究工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经数年的辩识文字、探讨、研究,而今已整理成书即将出版,终于可以让世人一睹真容。《传砚图》册页上丰富多样的诗文、题款,如此众多名家的诗文、题记集中于一册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之前未曾见过,其佚诗佚文可供今后重新整理或再版名家作品集的补遗。同时,这又是一部极有书法艺术价值的藏品,它对研究和学习清代中晚期名人书法提供了实物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学习研究价值和鉴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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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23,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
    [2]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一》第38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62页。
    [3]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23,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页。
    [4]陈銮、陈庆滋编:《传砚图》书法册页。
    [5]肇庆市端砚业发展指导委员会编:《中国端砚》,2004年版,第5页。
    [6]刘演良著:《端溪名砚》,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2页。
    [7]陈銮、陈庆滋编:《传砚图》书法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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